邱南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负责监视张国焘。可没想到，周总理他们才走不一会儿，国民党特务就现身了...

“你们在做什么？”邱南章努力阻拦特务们靠近张国焘。

那边有三个人，其中两人把邱南章给拦住了，剩下的一人前去敲门。张国焘一听见敲门声，打开门就跟着那人匆匆走了。

邱南章发觉，张国焘已与国民党的人暗中联手，背叛了党组织。

等他们离去之后，邱南章走进房间进行查看，意外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他立刻带着纸条前往我党在武汉的办事处，亲手交给了周总理。

纸条上留言说：我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居住了，请不要派人寻找我，非常重要。

周总理清楚了，中央为张国焘提供了三个选择，而他最终挑选了第三个选项。

情况危急，周总理迅速撰写电报，向中央反映张国焘脱离党组织一事，并提出应将其开除出党的建议。

张国焘自西安逃往武汉，尽管周总理等人屡次劝解，终究未能挽回其叛离的决心。

那么，张国焘作为一个拥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究竟为何会选择背叛？当周总理尝试劝说他时，给出了哪三个选择呢？

【从西安逃到武汉，叛变之心昭然若揭】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处理后，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合作。为了表明国民党与共产党并肩抗日的真诚态度，蒋介石在第二年特地邀请了共产党前往陕西，共同祭拜黄帝陵。

到了1938年的时候，国民党又一次抛出了橄榄枝，而张国焘则自告奋勇，希望能以党组织的代表身份前去参加。

参拜黄帝陵不仅意在表明国共两党血脉相连、同源共祖，而且对促进两党之间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张国焘在党内有着深厚的资历，他完全有资格代表党组织前去参加祭拜活动。于是，组织上特意为他安排了几位随行人员，包括警卫员、秘书等，一同前往参加祭拜。

4月4日祭奠活动完毕后，张国焘找了个理由，说要去和林伯渠讨论点事务，随后他告诉秘书和警卫员，让他们先返回延安。

张海这名警卫员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迅速吩咐同行的伙伴，让他们赶紧联系林伯渠，同时向延安那边报告张国焘的当前状况。而他呢，则借着保护张国焘的身份，搭上了国民党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

其实，早些时候，就有资深同事向张海提醒，要特别留意态度摇摆不定的张国焘，现在看来，这话真是一点没错。

多年后，当蒋鼎文回想起往事，他感慨地说，他从未想到张国焘会那么急着想要投身国民党。

蒋特别说起这么一件事：某天清晨，有个人未经允许就冲进了他的屋子，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向他哭诉自己在延安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对待。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人竟然是张国焘。

在掌握了张国焘的相关情况后，蒋把这一信息转交给了军统的头目戴笠。

戴笠听说张国焘主动要求加入国民党，心里乐开了花，为了以防万一，他立刻着手准备——4月7日那天，张国焘在军统人员的护送下，搭乘火车前往武汉，要与蒋介石会面。

【屡次犯错不思悔改，“叛变”心思从未断过】

考虑到国共两党均在武汉设有组织，张国焘打算在两党之间灵活应对，不想让自己毫无退路，于是，他便导演了一场感人的戏码...

火车即将启程前往武汉之际，张国焘拨通了林伯渠的电话，表达了希望能与他面对面交谈的愿望。

林原本想劝张迷途知返，但出乎意料的是，张压根不让他开口，只见张边哭边诉说着自己的种种艰辛，声称“在延安总挨批评受排挤”，还强调说，叛变并非出自本意，实在是“组织里已无我的容身之地”。

林伯渠告诫张国焘要调整好心态，别走错了路，回到延安才是正确的“港湾”。

然而，张国焘并未将劝告放在心上，依然踏上了驶向武汉的列车。

事实上，张国焘对革命事业的不忠早已有之，并非一朝一夕。

1927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一派背叛了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宣告终结。

在目睹了蒋、汪二人的背叛行为后，党内的大多数成员都热切期盼着我党能够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正因如此，大家都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中，不过，张国焘却是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在我党面临重大抉择、关乎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他竟意外地转变了想法，说道：“咱们或许该重返广东，自南向北开展革命事业。”

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借鉴了大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策略。然而，这条策略对目前的共产党来说并不合适，因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

张望四周，见众人皆无动于衷，张便搬出了共产国际的名头：“共产国际要求我们别再冒险了。”但他未曾料到，根本没人理会共产国际的指令，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场上的将军自有主张”。

邓中夏一向沉着冷静，他对张国焘说：“不管你是否赞成，这场仗我们是打定了。作战方案已经安排妥当，贺龙将出任总指挥官。”

“贺龙？贺龙可不行，他以前当过土匪！”

周逸群，这位曾与贺龙并肩加入国民革命军的伙伴，向张国焘澄清说，贺龙出身贫寒，为人慷慨大方，绝非山贼草寇之辈。

张国焘再次找茬说：贺龙并非我们党的一员。

周逸群又一次说明，贺龙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与共产党有过交集，并且表达了想要入党的意愿，只不过后来由于种种缘由，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

恽代英，作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筹划与发动。他坚决反对任何人在战斗前夕做出扰乱军心之举，并向张国焘发出严正警告：“你要是再搅乱大家的心神，我绝不饶你！”

张国焘屡次阻挠众人策划南昌起义，他心底里的小算盘是想巴结苏联的共产国际。但眼看没人对共产国际有所忌惮，感到自己势单力孤的他，最终也只能选择“让步”。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挺身而出，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武装反抗，自那时起，党着手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并独自挑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梁。

在那件事情过后，张国焘并未深入思考为何众人都不站在他这一边，反倒是更加固执己见，不愿醒悟。

随后，红军在第五次对抗“围剿”的行动中失利，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

为了尽快扭转局势、摆脱当前困境，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然而，那时身处川陕根据地的张国焘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首先，这次会议的召开并未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可。

再者，我们得遵循共产国际的决策，不能轻易改动。

最终，当红一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他们应当避免将主要兵力集中用于向北推进。

1935年6月份，已经相当疲累的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历经艰辛，终于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因为军队的内部结构有所调整，所以中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的副头头。

这导致党内不少同志心生不满，觉得他能力与职位不匹配，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同志觉得，当前敌人势力强大，不能因这种小事阻碍了革命进程。因此，为了让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周恩来借自己感冒生病这个机会，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交给了张国焘。

手握众多权力的张国焘，并未将精力投入到引领大家赢得战斗上，反而沉醉于自己的权势之中，最终让自己与组织、革命道路渐行渐远。

事件的缘由是在沙窝的集会上，张国焘表示“北上之路存在诸多困难”，即便是抵达陕北，也对部队的安营扎寨不利，对革命事业的扩展无益。

那时候，红军正走在长征的路上，后面紧跟着国民党的追兵。要是选择往南走，那简直就是往蒋介石的枪口上送。

所以，南下提议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尽管如此，张国焘和博古等人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争论不休。

见到众人争论得热火朝天，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张闻天连忙站出来调解，提议立即通过举手来决定，结果仅张国焘一人不同意继续向北行进。

对于这个结局，张国焘颇感惊讶，而张闻天却早已有所预料。

张闻天心里明白，张国焘与在座的各位早已立场不同。他曾对毛主席提及，如果事情再这样发展，张国焘迟早会“另起炉灶，组建新党”。

张闻天并非对张国焘缺乏信任，实则是因为张国焘本身就是一个坚决推行右倾分裂主义的人。

一个月后，张国焘给徐向前等人发了电报，他声称“绝不会甘愿被困死”，因此决定不再继续向北行进。

9月10日，他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杂志上再次发表文章，题为《奋力争取南下各战役的全面胜利！》。文中提到，“红军已下定决心，要大规模向南进军”，并呼吁大家“迅速行动起来”。

另外，他还拉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抵制毛、张、周、博等人向北撤离”。

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自己的行列，张国焘在一周之后组织了一次集会，并在会上公开朗读了《阿坝会议决议》的内容。

该决议对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无端指责，称他们独揽大权，不顾及整体利益；同时，将党中央北上的决策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对自己的南下主张则美化为“积极的进攻策略”；并且，采用所谓的“纪律手段”来打压那些不支持其南下立场的人。

在10月5日这一天，他在四川的卓木碉地方，自行组建了所谓的“第二党”，自封了一个“临时中央主席”的头衔。更为过分的是，他公然宣布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除出党籍，并且下达了通缉和捉拿这些人的命令。

与此同时，他也发出指令，要求“撤销职务并彻查处理”那些仍旧站在红军北上立场上的叶剑英等人。

毛泽东等人对通缉令毫不在意，反观张国焘却慌了神，想要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来压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

接着，他便尝试巴结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早已识破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对他破坏革命队伍、厚颜无耻地掠夺革命果实的行为感到不屑。

张国焘在共产国际碰了壁后，又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反对。他一手创建的“第二党”，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没有得到认可。无奈之下，他只得宣布解散那个刚成立不久的“临时中央”。

红军抵达延安后，中央着手进行了深入的整改工作，目的是防止张国焘及其所谓的“第二党”现象重演。因此，在1937年3月，特别组织了一场会议，集中探讨并处理这些相关问题。

在会议上，张闻天作为政治局的代表，宣读了针对张国焘同志所犯错误的正式决议。

该决议表明，张国焘的行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他何以至此？”这不仅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也反映出我们在组织管理上的疏漏。

多次重申的决定明确警示，“绝不能沦为党的背叛者”，时刻警醒大家维持坚定的党性。这是我党头一回对张国焘的问题采取严厉措施。

张国焘察觉到局势对自己不利，为了维护在党内的位置，会议刚结束不久，他便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名为《自我反省》的材料，在其中深刻反思并承认了过去所犯的错误。鉴于他是位资深党员，组织最终决定不再进一步追究此事。

事实上，张国焘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行为，反倒心生不满，觉得周围人都在针对他，觉得组织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这再次激起了他心中“背叛”的念头。

之后，在了解到国民党方面邀请中共代表前去黄帝陵进行祭奠的消息后，张国焘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时机，可以让自己脱离党组织。因此，他积极要求参与这次活动，并借此机会与国民党方面搭上了线，最终背弃了共产党，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周总理屡次尝试说服，但都没有成功，张国焘还是一味地去巴结蒋介石。

林伯渠没能阻止张国焘的背叛离去，随即迅速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随即向长江局的周恩来等人发送了电报，指令他们务必找到张国焘，并尽力劝说他重返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

周总理收到电报后，马上把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等人叫来一起商讨办法，他向他们概述了张国焘叛逃的大致情形，并指示他们最好能在火车站将张国焘拦截下来。

李克农赞同了周总理的计策，他领着童小鹏、邱南章和吴志坚悄悄进入了火车站。

直到11号傍晚7点钟，他们最终在列车最后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李克农尽管心里对张国焘很是不满，但仍保持着礼貌，向张国焘问了声好，并清楚地告知自己的来意：“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您。”

张国焘这下可急了，他跑到武汉是想见蒋介石的，结果还没见着人，自己就先被逮住了。

他后面的两个国民党间谍也乱了阵脚，他们压根儿没想过，刚到武汉就撞上了共产党的“情报高手”，所以，他们不敢硬拉着张国焘溜走。

看到张国焘迟迟不肯下车，李克农向身边的人员使了个眼色，让他们一左一右架起张国焘，硬是将他拉下了车。

那天晚上，周总理与叶剑英、博古等一行人抵达江汉路上的一家旅馆，与张国焘会面，并和他彻夜长谈，直到天明。

周总理等人期盼能与张国焘深入交谈关于他从西安秘密前往武汉的缘由，但张国焘却一直将话题引到宏大的政策方针上，对自己的武汉之行避而不谈。

博古终于按捺不住，指责他背叛并逃离，在场的其余同志也纷纷说道，“你怎能不向中央汇报，就擅自离开呢。”

张国焘心里明白，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组织的规矩，不过他把自己擅自离开的行为归咎于“中央对我的指责和处置太过严厉”。

周总理等人听了之后，才明白过来，张国焘自始至终都没觉得自己做错了，反倒是心里埋怨党组织给了他“不公平”的对待。

很明显，他非但没有深刻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反而一味追求权力的至高无上！

周总理立刻就指出了他的不对：“你差点儿把红军给毁了，也把党给害了。”

叶剑英提议，既然张国焘与自己共事多年，算是老朋友了，不如先到我们党在武汉的办事处安顿下来，有什么事也方便沟通解决。然而，张国焘却拒绝了这一建议。

周总理看到张国焘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便吩咐他给中央发送一封电报，电报中需要说明两点事项：

首先，我得承认，自己悄悄离开是不对的；再者，我希望中央能帮我规划一下接下来的工作方向。

随后，周总理同样向中央发送了一封电报，里面详细叙述了张国焘抵达武汉的相关事宜。

中央书记处回复周总理电报，指示他将内容转告给张国焘。

电报里首先向张国焘表达了深切的关心，随后提到当前国内战乱纷飞，党内更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最后盼望他能尽快回归组织，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周总理瞧见张国焘读完电报后默不作声，便又一次提出，希望张国焘能搬回办事处住，这样大家能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心。

张国焘执意留在旅馆，不愿返回，并向周总理表达了他的苦衷，希望能获准回到江西老家，从此远离政治纷扰，安心做一个平凡的百姓。

第二天夜里，也就是14号晚上，周总理又一次领着李克农、博古等人前来，力劝张国焘搬至办事处居住。

看到周总理多次劝说都没有效果，李克农索性将张国焘扶上车，直接送到了办事处，并且嘱咐邱南章等人紧紧盯住他，不让他离开视线范围。

然而，张国焘抵达办事处后，并未与众人商议任何事情，反而一门心思想着外出闲逛，陆续与陈立夫、陈独秀等人碰了面。没过多久，他的行为愈发离谱，竟然还提出想要面见蒋介石的要求。

若是不阻止他与蒋介石见面，他肯定会偷偷安排会面，所以，干脆把这事儿公开处理为好。到了4月16日，周总理领着张国焘一同渡江前往武昌，与蒋介石会面。

张国焘一见到蒋介石，便赶忙巴结起来，对蒋介石说道：“兄弟我这些年在外头可真是糊涂透顶了。”

蒋介石沉默不语，转而向他探询起共产党在陕北的近况。

张国焘平日里对党内事务不上心，去见蒋介石前也没做足功课，所以在应答时颠三倒四，净说些没营养的话。

和蒋介石简短交谈几句后，他便吩咐手下人护送他们离开。张国焘心想，自己还得再去争取见蒋介石一面，不能就这么轻易罢休。

周恩来准备返回办事处继续他的工作，但张国焘却执意要先去配副眼镜并看牙医。于是，李克农拿了些钱给吴志坚，吩咐他陪着张国焘去办这些事儿。

事实上，张国焘只是在找借口罢了，吴志坚不得已只能跟着他满街溜达。

经过一番曲折后，张国焘仍然坚持不返回办事处，无奈之下，邱南章只好安排他住进了中山路附近的太平洋饭店。

【提供三条路，最终还是叛党投敌】

听完邱南章的汇报，周总理下定决心要再做一番最后的尝试。

4月17日，周恩来等人抵达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会面。众人与他交谈甚久，却察觉张国焘依旧显得漠不关心，不怎么搭话。

接着，叶剑英等人向总理建议道，“经过一个星期的劝说，再继续下去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了”。

周总理体谅到还有其他任务需要处理，于是应允不再进行劝说，转而向张国焘提出了三个方向，由他自行决定：

首先，要听从中央的调配，返回到办事处，继续在党组织的岗位上贡献力量。

第二，跟组织申请休假。利用这段时间，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表现。

第三，如果你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党组织，我们党也会相应地对外宣布将你除名。

听完三个建议后，张国焘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而是说：“给我两天时间想想吧。”

周总理等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没想到，他们才刚刚离开饭店，张国焘就迅速给戴笠打了电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没过多久，两辆黑色的轿车在酒店前缓缓停下，随后，几名国民党特工从车内走出，径直走向张国焘所住的客房。

随后，就发生了文章最开始描述的场景，张国焘留下一张字条，然后跟随着国民党的密探溜之大吉了。

周总理紧急在当晚向中央反映了张国焘的状况，到了4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将这一重要决定广而告之全党乃至全国人民。

【结语】

张国焘以为，如果自己投奔国民党，蒋介石定会委以重任，但事实却是，蒋介石对这种背信弃义之人根本不屑一顾。

一开始，张国焘在戴笠掌管的军统里还手握一些权力，但不久后，蒋介石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

解放后，张先生抵达台湾，但蒋介石并未给他分配任何职务。在陷入绝境后，他只好投奔在加拿大的儿子，并最终在养老院中因寒冷离世。

这一切的后果只能说是他自己没有始终坚守革命事业，反而背叛了党组织，投靠了敌人，完全是自作自受。